诸多元素塑造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精神支撑。《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以宽厚之德对待天下民众和事物。《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论语》中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激发人们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自觉把“道”弘扬光大。这种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经过中华儿女的践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淘洗积淀，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人己关系准则，以道德秩序构造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理想支撑。《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倡导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各有所养、各尽所能，胸怀天下、谋求大同。中国古人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认为“天下”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下，表达出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的愿望和理想。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讲的是要相互讲信守义、建立和睦关系；“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讲的是要亲近仁道、友善邻国，这是治理国家的方略。中华文明是推崇信义、和睦、仁道、友善的伟大文明。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讲信守义、和睦相处、仁爱相助、友善邻里，是中华民族基于明德追求与大同理想而形成的处世之道、交往之道。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结出的硕果。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中国与亚欧大陆上的先人们不畏艰险，探索开辟出多条连接亚欧非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南北朝时期沈约在《宋书》中讲“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贾、使者来往频繁的热闹场面与繁荣景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世代相承、薪火相传。今天，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共谋繁荣发展，赋予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交往之道新的时代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重要元素，也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都对中华文明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的拘囿，形成开放包容、平和中正的文明特质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和”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精神理想平和而坚毅，胸襟宽广而开阔，有着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天下情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倡导慎战不战。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左传》中讲“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止息兵戈才是武功，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武”的真谛是消除战争、安定百姓。《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慎战不战。同为早期兵法著作的《司马法》第一篇是《仁本》，核心思想是战争要贯彻以仁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就出自于此。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信奉丛林法则，以强欺弱、穷兵黩武，必将走向灭亡。几千年来，和平性已经深深烙在中华文明的特质里，刻进中华儿女的基因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倡导相互协调。从和平、和睦到和谐、和合，中国人对“和”的探究，不止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还深入到自然法则、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理解“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协调发展而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彼此尊重；实现人自身的和谐，就要做到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通过实践和自省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倡导共生并进。中国人所讲的“和”并不是完全相同、毫无变化的，并不追求单一、静止、无差别的和谐，而是在尊重事物多样性和差别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达致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孟子·滕文公上》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告诫人们不能简单粗暴对待事物的差异，不能强制消除差别。《论语·子路》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内在的和谐与友善，而不是表面上的相同与一致，这正是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共生共存的基本法则。可见，“和”的精神是一种对他者的承认、对差别的尊重、对异己的包容，以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倡导交通成和。《周易》中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交合，方有万物的生养畅通；社会上下交流沟通，方可志同道合。《庄子·田子方》中讲：“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中国古人认为，开放交流才能发展进步、充满活力，才能达致“和”的状态。《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周易》中讲“君子以朋友讲习”，意在提倡朋友之间互相讲习交流、互相学习借鉴、互相受益进步。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始终秉持和平包容的态度，而不是排斥、对抗、征服，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长，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这种“和”的智慧让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发展、不断壮大。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历史根基、提供了充沛文化滋养。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回顾世界历史，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掠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老路，不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靠殖民掠夺，不转嫁矛盾，通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通过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掀开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崭新一页，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天下大同、共生并进、交通成和的理念，今日中国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中国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有力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能力、共建国家发展水平与国际合作新范式的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更多强劲动能。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能够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坚持团结合作，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求和平、谋发展，凝结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智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给予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底气和丰富智慧。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丰富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更多中国方案，使之在人类应对风险挑战、开辟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彰显更大的价值、更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