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留的城中村和“捡来的博物馆” 历时16年这对夫妇拾起了一段城市记忆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广州市海珠区怡乐社区,一座方正的小房子外墙上整齐地贴着2100多块门牌。门牌是一种标记,定位一座房子在城市中的坐标,当上千块门牌赫然铺陈眼前,上面那些曾经的具体坐标已无法在地图上搜寻到,但仍能帮助定位一段城市发展中的记忆:这些门牌来自十几年前被拆迁的林和村、杨箕村、琶洲村等城中村。
这座小房子是怡乐社区的文化艺术馆。1月21日,“捡来的博物馆”一展在此正式开幕展出。该馆内外陈设的所有展品,都是由艺术家张晓静与陈洲夫妇历时16年,走访广州多个城中村改造现场,如拾荒者般从废墟中淘来的。
时代发展的滚滚浪潮推动着无数人聚入城中村,又散入茫茫人海。昔日门牌随拆迁的推进掩埋在废墟里,如今又重新回到墙上,过时的生活用品曾被淘汰,现今又被悉心收集并展出。张晓静和陈洲从遗留的城中村里捡来这样一座博物馆,也拾起一段特殊的城市记忆。
捡来的博物馆
这座小房子不大,平时供怡乐社区进行文化交流或公益活动。从2016年开始,张晓静就带着学生在怡乐开展艺术进社区的探索,此次受公益组织邀请,她与丈夫陈洲二人将16年间不断收集得来的城中村物件整理出一部分,放在该馆展出,展览取名“捡来的博物馆”。
展览名副其实,馆中所有物品来自如今已被拆迁的林和村、杨箕村、冼村、官洲等城中村,由夫妇二人一件一件从瓦砾和垃圾堆中拾起。
陈洲带着记者在房子里转悠。四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张老照片,随着拆迁进行,镜头下的主角搬家离去,照片却在匆忙中被遗留;一侧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类生活用品,老式的钥匙、派出所的警务记录、贴着“双喜”的婚镜、旧式的音响、缺损一角的粉彩陶瓷摆件……更引人注目的是房中的柱子,上部贴着白底红字的“出租屋”牌子,下面挂着各式钟表,有些需要拧上发条,已过经年还能走动,只是报时不算准,偶尔会响起当当的报时声。陈旧而又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些东西其实价值不高,但透过这些物品,我们看到的是人,是故事。”陈洲拿起一面小圆镜。他跟很多人提起过这个故事,“这面镜子属于一位青岛大学外语系的大学生,她当年南下广州工作,她妈妈就把自己的结婚礼物,也就是这面镜子给了她。她带着这面镜子来到广州落脚扎根,拆迁搬走前很不舍,就把这面镜子留给了我们。”
陈洲拿出柜子里的厚重卷轴,这个被夫妇俩取名为“富春山居图”的作品,其实是由42张小学生的奖状拼成,足有17米长。2010年5月23日,张晓静和陈洲在林和村“寻宝”,躲进一间已经搬空的出租屋避雨,一进屋两人就被震撼到了:在人去楼空、周遭废旧的环境中,这些奖状被贴在一面3米高、4米宽的完整砖墙上,两人当时就流泪了,“恨不得将整面墙切割下来收藏”。这些奖状由天河东方小学的三位学生获得,他们都是外来工的孩子,在异乡读书,获得的一张张奖状成为他们父母引以为豪的东西,被粘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墙上。三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徐小惠、林创雯、徐观博。其中徐小惠获奖最多,屡获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等称号。据推算,如今徐观博约32岁,徐小惠约28岁,林创雯约29岁。
展出的物品种类繁多,甚而零碎。一个塑料外壳也有历史,“这是当时村子里水电表的外壳,里面的表能卖钱,被卖废品的撬走了,我抢不过他们,只带了个外壳回来,这曾经是家家户户生活的见证,我觉得特别珍贵。”陈洲回忆道。
“捡来的博物馆”在布展时,就吸引了多位附近居民关注,其中陈列的物品承载着不少人的回忆。一位阿姨把自己用过的老式缝纫机搬来,也成为展品;外墙的门牌还在贴上时,就有老夫妻相携站在门外,一块又一块细认上面的号牌;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掏出一本钟表工人证,说自己曾是电子表工厂的工人,他细细看着柱子上的钟表,说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厂生产的。
正式展出后,这座小房子因独特的外观也成为新的打卡点,但人们在看这些他人旧物时,更多地在翻找自己的记忆。有人从照片墙上找到自己的同事,激动万分,他们都曾在林和村居住,在同一间厂工作,当年厂里组织去北京游玩,照片即是在天安门广场拍摄。
七千多块门牌
这座博物馆最醒目的展品,当属外墙上贴着的2100多块门牌,这只是陈洲和张晓静收藏的一部分,16年里,他们共收集有7000多块门牌。
2007年,夫妇俩从法国留学归来,选择在广州安家。张晓静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的一名老师,陈洲还没找工作,每天在南亭村里买菜、溜达,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捡垃圾”。“看到以前人家结婚用的米斗被扔在路边上,那个漆器无论工艺还是描花都做得很讲究,我就捡了回来。”陈洲提到。
后来,林和村拆迁的消息传来,一位朋友告知夫妇俩,请他们俩一定要进村去看看。分别来自安徽和江苏的陈洲和张晓静第一次进入广州的城中村,就被一种独特的气质深深打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刚毕业的大学生聚集在村里,从握手楼走出,经过古朴的祠堂,又穿过各式的摊档,从歪歪扭扭的小巷中拐出,去往城市更宽广的地方辛勤打拼。“广州的城中村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能看见土狗的。”陈洲打趣道。
拆迁过程中,夫妇俩进村做田野调查,也不断捡起村民搬家时遗留的“垃圾”,捡得最多的就是门牌。一开始,是被门牌上的名字打动,譬如大气古典的“潜龙里”,具有教化意义的“居善里”,隐藏典故的“择邻里”……村子被拆后,高楼重新建起,这些邻里街道名字也就逐个消失了。一个门牌背后是一个或几个家。因而再后来,夫妇俩希望能够借这些门牌,去引发人们对于传统地名保护的关注,也希望借这些门牌,留存关于家的记忆。
拆迁时,推土机挖掘机轰鸣,所到之处屋舍坍塌,张晓静打着伞掩护,陈洲挨家挨户去撬下一块块门牌。他们俩还曾被捡破烂卖废品的误以为是同行,被善意提醒说门牌“卖不了、不值钱”,也曾被误抓进派出所,在解释清楚后,还和民警们成为朋友。有一天,他们俩接到电话到所里一看,民警们从清空的村子里帮他们收来一堆门牌。这些年,不管是自己捡也好,高价买也好,只要听到有旧门牌的下落,即使开车几小时,夫妇俩都要去收集过来。
2010年4月,林和村全村搬空开始改造时,张晓静和陈洲正式开始做城中村博物馆项目。在村口,他们找了块废弃的板子,请艺术家朋友廖陵儿题了“城中村博物馆”几字后,就挂在大树上,在树下开展。
十多年间,城中村博物馆断断续续在不同的村展出,收集来的门牌也曾上过大展,但更多时候尘封在张晓静的工作室里,直到今年集中在怡乐社区展出。布展时,夫妇俩商量,展品都是捡垃圾捡来的,展名就叫“捡来的博物馆”。
遗留的城中村
张晓静常拿着相机在广州各个城中村穿行,用镜头记录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在冼村,下午四点街道两旁的空地就有人铺上了报纸和肥料袋,为稍晚些的夜市摆摊霸位;来自河南的豫剧草台班子平时在广州各个繁华点开唱卖艺,晚上就在冼村的小房子里居住;在杨箕村,由于地势低洼,大雨后二手书店和摄影房的老板把书籍拿出来晾晒,铺满一街;断水后,妇女们挪开井盖,聚在一起抽井水洗头发,身后的房子里物品凌乱,可见搬迁迹象……
浓重的生活气息以及搬迁进行中各色各样人物与现实的碰撞,吸引着张晓静。“我们一次次进村,一开始不被理解,但讲明意图后,那些朴实的居民就会主动跟你说话,说他们的故事,怎么来的南方,怎么来到这个村子里,我们就像一个倾听者。”张晓静说。有村民主动把门牌拆下赠与,也有许多人愿意把东西留给他们,或许也期待这些物品,能在某一天讲述他们曾经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广州快速发展,城市日新月异,在极快极猛的脚步中,城中村仿佛是个缓冲板,承接了大量外来人口,又向外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它以“落后”的面貌,助力塑造了这个城市全新的形态。
很多人来到广州的第一个落脚处,就在城中村。一位磨眼镜的女师傅来到林和村,开了家“何记钟表眼镜店”,拆迁消息传来,她在赖以为生的机器上写上“1986年”和“2010.4.11”,这是她在林和村居留和离开的日子;留下小圆镜的青岛大学学生,坐着火车从山东到广州,在村子里开店,又结婚生子,有了家,又搬走;生活在杨箕村的江西老乡,在音响上写下“希望广州人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离开前他说:“我20多年没有种过地了,但我现在不得不回家。”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是落脚处,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家。当拆迁消息传来,很多人匆忙收拾着家当,原本的家将消失,此乡还是他乡,有不舍、有留恋,也有惘然。
“林和村拆得比较急,几天时间就全部封村了,很多人搬走以后,电焊工就过来把这一家的门焊死,就再也不能回来拿东西了。”张晓静回忆道。
拾起的记忆
在曾经的城中村中“捡垃圾”,张晓静和陈洲可以随意“闯进任何人的家”,他们看到很多遗留的物件和离开的人,也听到很多人遗憾的心声,但在废墟里,夫妇俩并不感到失落,反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内生的活力。
“广州城市的建设和运转,各行各业都少不了外来务工者。中国的城市,很少有像广州这样,城中村就坐落在繁华地段旁边。一个个外表上看起来有点脏乱差的小村子,恰恰显示了广州的包容性、接纳性,让人能以低廉的生活成本,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张晓静说,“这些异乡者和城中村的本地居民,也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态,向外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发展。”
在城中村中穿行,陈洲感到一种秩序感:“在急速变化中,土地上的房屋不断建起,特殊的握手楼现象在这里产生,但在拥挤中,虽然管理难度大,但总体还是个有序的状态,因为里面的人都有事做,久而久之就形成社区,里面有药房、理发店、按摩店等,你甚至可以不出村,基本的问题都能在里面解决。”
他还提到,本地房东们以将房子租出去为出发点,尽量周全,不断解决租客们的生活难题,甚而帮忙留意工作机会,留心照顾那些缺少家长看管的儿童,无形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中村的协助治理者。这些房东或许是部分他乡者来到广州最先认识接触的本地人,房东的面貌和态度构成了外来者对这座城市人情冷暖的最初认知,感受到的和善周全态度,也让他们更愿意留在这座城市奋斗。
在这里,张晓静和陈洲看到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暖一面、闪光一面,也感受到这座城市发展的独特生机。开展“城中村博物馆”这件事,也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我们除了挖掘老物件外,还收藏了很多外来务工者的资料,这是平凡人的奋斗过往,也希望能够留下一些痕迹和故事,记住广州的城中村曾经有过这样的功能。”张晓静解释道。
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城中村或消失或搬迁,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社区。多年来,张晓静坚持做公共艺术进社区等项目,“社区艺术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慢慢改变整个社区,改变其中的人。”“捡来的博物馆”开展后,吸引了怡乐社区八成左右的居民前来怀旧。站在馆中,居民们端详着这些老物件,聊着共同的过往,讲着不同的经历,在集体记忆中,重拾闪亮的日子,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023年12月31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正式“首拆”。在拆迁前,张晓静和陈洲带着孩子们去了一趟康乐村,“他们是中国服装行业里非常成熟的工人,有人一开始来到康乐村,几平方米再加一台机子,就这样发展起来,最后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为拥有上千平方米厂房的老板。这是他们付出过青春的奋斗之地,也可以说是中国梦的一个小缩影吧。”陈洲提到。
在康乐村,夫妇俩或捡或买,收集了一些制作服装剩余的布匹边角料,今年元旦时,社区居民和孩子们用这些布料携手制作了一条“龙”,就悬挂在展馆中。龙身盘旋下,旧的村子在消失,新的城市在产生——万象众生游移其中,总有故事在发生。
记者手记
城中村这一符号 该以何形式留存?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在外头望着这座小房子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门牌是死物,静止地贴在墙上,凝固一个地址,但当那么多块门牌排在一起齐整地出现在眼前时,时空仿佛是流动的。
这些门牌是城中村过往的见证者——无数人在这几千个地址居住过,又搬走;它们在热闹和繁华中,迎来时代发展的前迈,注定被新的地名替代;如同历史的碎片,被遗留在拆迁中的废墟里,直到被陈洲和张晓静捡起。
它们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一个标记定位,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变化,更是社会结构、人口分布的深刻变革。是其附着的迁移感,使得门牌承载的人和故事厚重起来,跨越数十年的时间界限,跃然浮现眼前。
这座博物馆摆放的东西似乎价值不高,但一件件看过去,并不陌生,很多过往的记忆随着这些老物件被重新唤醒,几乎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经历产生共鸣。
“捡来的博物馆”不仅展示了城中村的面貌,还揭示了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透过这一角,我们得以寻摸社会发展的细纹。
时代浪潮迅猛,社会形态在不断变化,我们会逐渐适应城市社区生活,城中村或许会在更久远的以后成为一个符号或者象征,那些早已湮灭不见的人与事,该以何价值存在,又以何记录,更以何留存?而在社区中,在这一与满满烟火气的城中村截然不同的全新社会形态里,我们又该如何捕捉其独有的社会印痕,借助诸如社区艺术等的载体,去记好新一页历史,讲好每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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