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抗疟援外医疗队成立于1989年，集体成员40名，35岁以下青年占比75%。他们以身试险，自主研发抗疟新药；他们扎根海外数十载，推广“全民服药、群防群治、灭疟求本”的原创青蒿素复方疟疾防治中国方案，造福全球3000余万名疟疾患者。三代“青蒿人”接力，为“无疟疾”奋战。

以身试疟

4月30日，点开电脑中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疟疾监测和预警系统，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抗疟援外医疗队队员、援圣普项目现场工作组组长黄新安，在广州就能实时监测到当地的疟疾发病情况。很多人想象不到，如今这样看似平常的高科技场景，却是经过几代人艰辛努力才有的成果。

疟疾被称为人类三大传染病杀手之一。早在1967年，我国为研究抗疟特效药启动“523”任务，承担其中研究针灸治疗疟疾任务的正是广州中医学院（即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李国桥教授带领的团队。为验证治疟良方，李国桥曾两度“以身试疟”，抽取患疟病人的血液注入自己身体。李国桥还曾留下“遗书”：“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李国桥带领团队研发出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收录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治疗指南》中。

精诚济世

中国已于2021年6月30日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而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2022年全球约有2.49亿例疟疾病例，导致60.8万人死亡。医疗队先后派出专家前往柬埔寨、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多个疟疾流行国家，协助世界各地人民消除疟疾。

2007年，第二代“青蒿人”宋健平提出与国内治疟不同的“灭源控疟”新策略，被推广应用到科摩罗、多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多个国家。在东非岛国科摩罗，医疗队克服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地官方和百姓的质疑、西方药厂和当地医生的反对，使当地疟疾发病人数比项目实施前下降了98%，而治疗费用是传统疗法的三分之一。到2014年，科摩罗实现疟疾零死亡。

“危害科摩罗人上千年的疟疾，终于在中国专家团队的帮助下得以消除。”科摩罗国家疟疾中心主任巴卡尔说，“中方技术团队跟我们是同吃一碗饭、同饮一杯水的兄弟，就连我们科摩罗人没有去过的原始森林、乡村都有他们的足迹。”

2013年，时任科摩罗副总统穆哈吉专程到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中国抗疟专家李国桥和宋健平颁发总统奖章，这是该奖章首次授予外国教授。此外，团队先后荣获柬埔寨政府“莫尼沙拉潘勋章”、越南政府“为了人民健康”授勋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政府“疟疾防治突出贡献团队”等。

薪火相传

荣誉背后是一代代“青蒿人”无怨无悔的付出，不少团队成员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抗疟这项伟大事业。

李国桥投身抗疟研发时刚满30岁，告别了妻子和未满月的女儿，奔赴疟疾疫情严重的海南和云南等地。宋健平在柬埔寨驻点，一待就是5年，因为条件艰苦，急性胃肠炎、肾结石以及登革热等疾病不时折磨着他。“90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抗疟组长李明强，新婚燕尔便带着妻子奔赴非洲，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其间磨坏了4双运动鞋，只为获得第一手资料。

另一对夫妻档李国铭、刘瑞媚，在多哥和科摩罗一起抗疟数年。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做调查、挨家挨户搞科普。李国铭至今还记得，在多哥高原区东莫诺省Yanda村，每家带着菜来到卫生站，等待他们到来的场景。“村民们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多医生了，只有中国医生才会徒步进村治病。”李国铭说，他很庆幸那天到Yanda村检测，村里5岁以下儿童的带虫率为80%，104个小孩里有83个带虫，“恶性疟有可能在3-7天进展为危急，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坚持去检测，不知道有多少个小孩能活下来。”

不久后，作为援科摩罗、巴新和多哥项目现场工作组组长，李国铭即将再度出发援外。他略带不舍又自豪地说，因为耳濡目染，现在才3岁的儿子也听得懂“青蒿”“疟疾”这些专业词汇。

无私传承

现在，疟疾得到有效控制，“青蒿人”赢得了民心。从一开始频频收到“这么年轻的小伙子，能行吗”的质疑，到现在当地人见到都会主动用中文打招呼说“你好”“谢谢”。

科摩罗昂岛人Abderemane，2019年4月成为项目组司机后，主动申请参加项目组和科摩罗疟疾防治中心的显微镜检测系统培训。2022年5月，医疗队再到科摩罗时，他已经成为能独当一面的镜检技术员。

马达加斯加人Nadia（中文名：陈美兰），2006年作为法语翻译加入青蒿抗疟团队。参加多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维纳岛和科摩罗等多个项目后，2020年她考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就是青蒿防疟方案。

这一首由“青蒿人”倾注心血和智慧、用时光谱成的青春之歌，跨越山海，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