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解释说，自己并非富贵家庭，“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单位里开车的，你说有多少收入?”截至目前，女儿的医疗费用共计不到160万元(包括包机费用)，其中，在阿里地区花费将近7万元，在成都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下称“华西医院”)花费将近10万元。

余先生回忆，10月14日晚，他接到女儿出车祸的消息时，“整个人傻掉了，一下子躺到地上去了。”回过神来，他立即从上海坐飞机赶往西藏。先到拉萨，再转机到阿里，16日，他终于在医院见到女儿。彼时，女儿的伤情仍很严重。阿里地区人民医院(下称“阿里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通过包机转院的方式，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

记者查询得知，此次转运使用的湾流G550公务机由海南某航空医疗急救服务公司提供。该公司微信公众号提到，其主营业务为“重症医疗长途转运”，提供包括医疗专机在内的多种转运服务。

向航空公司咨询价格后，余先生开始借钱，借钱对象包括“好心人、单位的领导”，一笔笔钱通过手机转账过来。

余先生说，据他所知，自家和女婿家的亲属中几乎没有公职人员。而女儿本人，则是上海某区一镇上的银行职员，并非网上所传女儿是医护人员。为了救女儿的命，他和女婿等亲友都“想尽一切办法”找人求助。

对于为何能短时间筹集到大量适配女儿血型的血，余先生表示自己也不清楚，“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

当事女子的丈夫陶先生回忆，得知妻子缺血后，自己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其他家人，之后便一直陪护妻子。据他了解，家里人又托了亲戚、朋友，层层去找(关系)、去问。

新京报此前报道，29日下午，西藏阿里地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为当事女子献血是当地干部群众的自愿行为。“我们当地人口不多，平时看到朋友圈里有需要献血的消息，干部群众都会出于好心主动去献血，不论是谁需要，这次也一样，并不是像网络传言那样强制去献血。”

对于那句争议较大的聊天记录(“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人员献血”)，陶先生解释，“小姑姑是平时一有事就会出来帮我的人，所以当时发信息时第一时间想到了小姑姑。至于谁能接触到上海市卫健委，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余先生回忆，前去见女儿的路上，遇到不少好心人。到拉萨时正下大雪，飞机延误，他把女儿的情况告诉机场警方，“警方甚至表示可以开车去阿里。”但因车程将近20小时，余先生最后还是选择坐飞机。余先生还记得，负责处理女儿车祸的两名警察一直守在医院，关心女儿的病情。转院当天，从阿里医院到机场的一小时路程中，有警车在前方带路。

余先生说，女儿在成都治疗后，待伤情稳定，他便租下一辆空间较大的商务车，开了2000多公里，带女儿回上海。女儿躺在车后排，“插着针管，肋骨断了，腰椎、从头到脚都伤了。”这趟行程花了将近三天，开车的时间约26小时，花了2000多元。回上海后，女儿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继续接受住院治疗。